成為全球最受信賴的
創新生物醫藥公司
界面新聞專訪復宏漢霖李錦:帶着國產創新藥敲開歐美藥監的門

2025-01-07
在復宏漢霖這家創新藥公司的官網裏的後期產品管線圖中,散落着不少地球、徽章的小標識,它們分別代表着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、美國橋接試驗、美國或歐盟上市申請。而曲妥珠單抗(漢曲優®)旁邊的對鈎則意味着,公司這款核心產品已經在中美歐等超過50個市場上獲批。

這些藥物先後進入臨床、申請上市、獲得批准,最終進入全球各地的醫院,經過醫生處方,用到各種膚色患者的身上。在復宏漢霖,掌握着每條管線在世界各地前進方向和進度的舵手叫李錦。




李錦是復宏漢霖全球藥政負責人,負責擬定藥政事務戰略,帶領註冊團隊在藥物臨床前、進入臨床試驗、申報上市的各個階段,與監管機構溝通,遞交符合當地要求的藥品資料,以確保產品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註冊申報。

如今,李錦大部分的工作時間不是在開會,就是在開會的路上。會議那頭連接起的是公司內部研發、生產、質量各個部門的同事,以及各個時區裏的外部合作夥伴、供應商和監管機構。在夜深人靜的晚上,收到來自另一個半球的受理書和回復函也是常事,每時每刻都可能是她的工作時間。


與研發人員相比,註冊人員努力的方向不是篩選出親和力更高的化合物、畫出兩條清晰獨立的生存期曲線、與難以捉摸的大自然和生命體交手,而是接過前者的接力棒,尋找政策利好中的機會、彌合製藥實際過程和各地監管要求之間的缺口,最終在科學和商業的雙重競賽中突圍,讓藥物儘快上市。


實際上,中國創新藥開始走向世界、接受歐美成熟監管體系考驗的時間還非常短。三年多的出海國際註冊經歷里,李錦也在不斷刷新觀念、積累經驗。


而這也是中國創新藥們在出海時的必經之路。

以下是李錦對界面新聞的自述:

從等風到吹風的人

我最早進入藥企做的其實是藥物研發。研發也需要寫資料,就自然而然接觸到下游的註冊環節,轉去做了註冊。

剛入行的時候,我根本沒想過有一天能帶藥物出海。最初,我在本土藥企,項目大多是仿製藥、改良新藥或者仿創藥,在註冊上沒什麼技術難度。到2006年,我加入跨國藥企默沙東,手上的項目也變成了支持進口藥在國內獲批。

外企中國區的註冊人員是全球總部和國內監管機構之間的橋樑。我們要向總部反饋國內的監管要求,獲得支持進口藥在國內獲批的證據資料,再遞交給國內監管機構。

我當時一度震驚於跨國藥企海量的資料庫。比如開發一個全新的化合物新藥,公司在臨床前就做了幾百個動物試驗,臨床階段也經常做幾十個I期研究,比較餐前、餐後各種模型,考察生殖毒性、致畸性方方面面。

我問總部要一個藥物的非臨床資料,對方光是給出的清單就有正反好幾頁,我就得在其中找到最針對當下申報適應證的那些資料。在研究的資金實力和成果積累上,國內的創新藥企到今天都難以望其項背。

但在當時,中國還不是跨國藥企們的核心市場,國內的監管要求也沒有和國際接軌。我們常常要一邊在總部面前「刷存在感」,極力說明中國龐大的患者群體和市場空間,以及國內一些監管要求的必要性和政策利好,讓總部能「帶中國區一起玩」;一邊得催促國內的藥審中心加快審批流程。

這和現在我在復宏漢霖去做全球註冊、佈局的理念完全不一樣。一個是等風吹過來,一個是我們努力把風吹出去。

十幾年下來,當化藥、生物藥、上市前上市後各種面向國內監管機構的註冊都做過之後,我的職業生涯進入了一個瓶頸期。所以三年多以前,得知復宏漢霖要招一個做國際註冊的團隊負責人時,我很感興趣,這相當於我的工作空間一下變大了。

波折首戰

2021年9月,我加入復宏漢霖時,公司就給我提了幾個要求,包括擴充註冊團隊,為出海做準備。

3個月後,我們的PD-1斯魯利單抗(漢斯狀®,簡稱H藥)一線治療小細胞肺癌的國際多中心III期試驗揭盲,這也是公司的第一款創新藥,數據非常驚艷,公司隨即決定去做海外遞交申請。

大家立刻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監管溝通資料。但實際上我當時很焦慮,因為一來人員不夠、二來經驗沒有——當時我們註冊團隊才二十人不到,而且大家誰都沒做過出海。雖然各地的法規、要求都在那裏,但僅僅是看和聽別人說,沒有自己走過一遍,不可避免地會踩坑和有理解上的盲區。

2022年初,我們在美國招到了一位前美國食藥監局(FDA)審評員加入我們,大家一起一點一點從技術層面把控申報資料的要求。

但同在這個時候,FDA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審評尺度,對外傳遞了「審評收嚴」的信號。國內創新藥領域也發生了一件大事,一家國內生物藥公司與美方大公司合作的PD-1被FDA拒批,而這其實是第一款走到FDA投票桌上的國產PD-1。

當時我們聽了這兩家公司在FDA的現場答辯。其實同為申辦方,我覺得整個現場答辯很精彩,也很佩服他們。儘管大家都知道此前專家委員會的投票結果(否決)不太可能反轉,但他們還是在FDA面前據理力爭,從各個角度重申了自己的觀點。

同時我們也覺得,我們的H藥和這個案例的情況不太相同。後者當時只入組了中國患者。而H藥的III期臨床雖然沒有入組美國患者,但覆蓋了6個國家的近600例患者,做的也是隨機雙盲對照試驗。

所以3月我們按計劃向FDA遞交了Type C類會議的資料包。這個會議就是為了與FDA討論,能否以現有的數據遞交H藥的美國上市申請。

沒想到2個月後,我們也被潑了一盆涼水。

正式會議前兩天,我們先收到了FDA的初步回復。結果回復文件上赫然顯示着各種「No」(不同意以此作為申請資料)。加上當時美國已經批了兩款治療小細胞肺癌的PD-L1藥物,FDA還要求在美國患者中做頭對頭的非劣效性研究。

這讓我們非常不服氣,因為這意味着我們還要在美國入組大概2000例患者,從資金、時間上說根本做不到,而且也不合理。我們已經做了國際多中心的關鍵性全球臨床研究,為什麼還要做頭對頭的非劣?

結果Type C會議的正式溝通也不順利。和我們線上開會的評審員始終都掛着一副不耐煩的神情。我們詳細展示完現在的設計和理由之後,她絲毫沒有鬆口,堅持不能以現有的數據申報。

結果,這場沒什麼討論空間的會議不到一個小時就草草結束了。H藥美國申報進度也不得不停下來,先去補充美國患者數據。

其實換個角度我也理解FDA的考量。就像從前在跨國藥企,我們常常要向全球總部去解釋,為什麼明明已經在國外上市的產品,來中國還要再做臨床試驗。各國監管機構肯定更傾向於看到基於本國患者群體、本地醫療實踐的獲益證據,而不是去冒險接受一個完全來自其他國家患者數據的新藥。

加上當時國內創新藥公司出海熱情高漲,而且過分樂觀,覺得只要拿到積極有效的數據就可以去美國申報。很多隻基於中國患者的數據和新藥一下子大量涌到FDA門口,也讓FDA更加謹慎。

好在事情沒有完全陷入僵局。當我們提出做頭對頭非劣研究不合理時,評審員倒是留下餘地,說「你可以提新的建議(我們再來討論)」。

直到4個月後的第二次會議中,這位審評員看到我們的新設計後態度才明顯好轉。最後我們和FDA達成了共識方案。新方案不但大大提高了可實現性,也控制了我們的開發成本,試驗的觀察時間也相對更短了,這確保我們能更早地拿到結果。

其實和FDA溝通過很多次、經歷了許多評審員之後,我們也感覺到,FDA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討論問題,和藥企之間基本上都有來有往,不會一邊倒地、從頭到尾否定藥企。

他們通常在一定的原則下,會同意一個方案,但指出其中某幾點要修改;或者不同意一個方案,但告訴我們如果做成什麼樣、做到什麼程度就可以。所以即使收到FDA的負面回應,我們也願意再和他們開會討論。這對藥企來說可以少走很多彎路,我也和同行開玩笑說,「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把FDA的人當成了諮詢員。」

贏下兩百分之一的概率

有些時候,藥物註冊和研發也有相似之處——不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會有什麼變數,也不知道會突破什麼經驗內的「不可能」。

H藥在美國申報遇到波折時,歐洲的申報在如期進行。2022年12月,H藥拿到了歐洲孤兒藥資格;2023年3月,上市申請獲歐洲藥品管理局(EMA)受理。

今年9月20號,EMA人用藥品委員會(CHMP)發佈了H藥一線小細胞肺癌適應證獲得上市許可的積極意見。我當時想,按程序,67天之後我們就可以拿到H藥在歐洲獲批的結果,這個適應證在歐洲的申報項目就順利做完了。

就在第二天,我們卻收到EMA孤兒藥委員會(COMP)的郵件通知。CHMP和COMP的審評獨立且同步進行。後者認為還需要就H藥的申報數據開會回應幾個問題。

但會上,COMP專家成員的投票沒能支持H藥維持孤兒藥資格。這不止意味着我們不能靠這個認定免去幾千萬元的新藥申請費用,我們在歐洲的商業化合作夥伴也將失去獨家定價權和10年的數據保護期。

當時我們幾位註冊方面的負責人和BD負責人恰好一起在米蘭開會,合作夥伴在英國。而COMP委員會給我們決定是否申訴的時間期限是會議結束的24小時內。

我一開始非常搖擺。因為如果申訴,H藥在歐洲的獲批進程要推遲兩三個月。而且要是再失敗,我們遞交的所有數據和證據都會公開,EMA官網上會赫然寫着「H藥申請孤兒藥資格申訴失敗」。這會讓H藥留下負面印象,也會影響到後面的商業化推廣。

但同時,這次評審專家的正反票數其實沒差多少,COMP的項目協調員也給出了一些專家的反饋意見。這讓我們意識到,因為缺乏經驗,我們沒抓住會上應該展示的要點。而且針對專家的反饋意見,我們應該還能提供更多證據來證明H藥。

那一整天,我們幾個人一直都在米蘭一間臨時預定的公寓裏,支着四台電腦分頭和國內同事、合作夥伴同步會議信息、分析研發過程,又找COMP了解申訴具體的流程和風險。

從早到晚,我耳朵里不是和各方開會的討論聲,就是啪啪敲鍵盤寫郵件的聲音。說到後來,大家真的有一種腎上腺素飆升的感覺,因為越說思路越清晰,越能說服自己,越覺得不該放棄。

到晚上,我們內部先做出了申訴的決定。第二天上午離截止時間只剩一個小時,大家一邊掐着表聯繫COMP的項目主管,一邊等合作夥伴的意見,一邊還在寫材料。我們當時準備了兩份回覆信,一份申訴,一份撤回申請。直到最後經過和合作方的協商和確認,大家一致同意遞交申訴。

後面我們還聘請了一位專門在歐洲做孤兒藥申請的英國專家。他一開始給我們寫了洋洋灑灑的長篇郵件,分析這個項目申訴成功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,而且也不甘心。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一直自己開展和推進了H藥的研究,知道這裏面所有的經過和波折,也知道信心明確的來處。

好在最終,我們扳回了這一城。

當COMP項目主管通知我們申訴成功那一刻,我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,而且瞬間覺得所有付出都值得!在這之前,那位英國專家說他前前後後參與過200多個申訴,沒有一家成功。

實際上,三年前到復宏漢霖做出海國際註冊時,我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事情能做。

我們每次和海外監管機構溝通之前,都會先綵排和模擬。最初大家都怯場、不敢發言。有時候串完場,被點名介紹的部門同事話頭卡主,氣氛緊張的會議室里一片死寂。我不得不去請BD負責人、CEO親自上場來完成面向監管的展示。

到現在,復宏漢霖所有進入和即將進入III期臨床的產品都在走國際化路線,大家也越來越熟悉新藥出海的各個環節。當然總會有新的問題和挑戰,但出海的車輪開始轉起來了,總會越走越遠、越跑越快。

來源:界面新聞